民國114年12月23日，歷經近一年攻防的《人工智慧基本法》終於三讀通過。
作為一名在立法院打滾多年的法案助理，看著這次院會主席—副院長手中的議事槌重重落下，我心中卻沒有太多的喜悅，反而多了一份沈重的責任感。這一刻，台灣終於結束了AI法制「裸奔」的時代，但我們面臨的挑戰，才正要開始。
這部法案之所以會在立法院躺了這麼久，遲遲無法推進，根本不是因為條文太複雜，也不是因為在等待什麼國際評比報告，純粹是因為執政黨打錯了一手算盤。
政治算計下的延宕：大罷免與主管機關之爭
原本，執政黨寄望於今年推動的「大罷免」能大成功，藉此扭轉國會「朝小野大」的局面。他們的盤算是：一旦拿回多數席次，就能如願以償，將AI主管機關規劃給他們屬意的「數位發展部（MODA）」。
然而，政治現實是殘酷的。大罷免最終以大失敗告終，立法院的多數版圖依然牢牢掌握在藍白兩黨手中。在這個既定事實下，執政黨才不得不正式提出《人工智慧基本法》的院版，但為了保留模糊空間，甚至一度在草案中不設立明確的主管機關。
但最終三讀通過的版本，還是採納了在野黨團的主張，將主管機關定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科會）」。這不僅是政治攻防的結果，更是台灣AI治理走向正軌的開始。
專業的勝利：為何堅持是「國科會」？
在過去幾個月的協商中，在野黨團之所以寸步不讓，並非為了反對而反對，而是基於對國際趨勢與行政現實的精準判斷。
執政黨原本規劃的數發部，雖然掛著「數位」招牌，但在行政倫理與實務上，其層級過低且職能侷限。試想，當AI涉及醫療（衛福部）、金融（金管會）或勞動權益（勞動部）時，數發部根本叫不動這些部會老大哥。
而在野黨團提出的方案，是直接參照美國模式。美國的AI戰略是由白宮層級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來統籌。AI是國家級戰略，必須由一個具備跨部會協調能力、且掌握科研預算分配權的單位來掌舵。
在台灣目前的行政架構中，唯有國科會的主委是由政務委員兼任，具備足夠的政治高度與跨部會協調功能。
因此，各位現在看到的《人工智慧基本法》第二條，明文規定主管機關為國科會。這不是政治妥協的產物，而是回歸專業、與國際接軌的理性選擇。這也證明了，即便在政治算計失敗後，專業的立法論述終究能為國家找到正確的方向。
IMD報告揭露的真相：被掩蓋的最後一名
就在法案通過的前夕，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發布了《2025世界數位競爭力報告》。這份報告就像一面照妖鏡，照出了政府試圖粉飾太平的謊言。
這幾天，你可能看過數發部發出的新聞稿，標題寫著：「2025 IMD世界數位競爭力 我國8項指標排名全球前3」、或者媒體報導「IMD數位競爭力評比台灣排全球第10名」。媒體配合官方大肆宣傳這些光鮮亮麗的數字，營造出一種「數位國力蒸蒸日上」的氛圍。
但魔鬼藏在細節裡，真相往往被藏在官員不願意告訴你的那頁報告中。
如果你去翻閱IMD的原始資料，會發現一個讓所有關心台灣科技發展的人都感到汗顏的數據：在「AI政策法制化程度（AI policies passed into law）」這項關鍵指標上，台灣不僅落後，甚至是全球倒數第一名。
這是一個極其諷刺的畫面：我們的台積電製造了驅動全世界AI的晶片，我們的廣達、鴻海組裝了全球九成的AI伺服器，但在管理這些科技的法規與政策大腦上，我們卻是全球被評比國家的尾巴。
面對這樣的恥辱，行政部門選擇了「報喜不報憂」的大內宣，試圖用「增修相關法規或指引，並主動發布英文版資料」等官話帶過。但或許正因為這份報告的當頭棒喝，讓行政、立法兩院都意識到，這次立法不能再只是走過場，必須真正建立一個能運作、接軌國際的監管架構。
硬體的巨人，生成式AI的侏儒
法案通過了，主管機關也選對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
台灣目前最大的危機，在於嚴重的「軟硬失衡」。我們擁有全球最強的晶片製造能力，我們的伺服器市占率全球第一，但在生成式AI（Generative AI）的領域，台灣至今仍是交白卷。
看看對岸的中國大陸，雖然受到美國晶片禁令的打壓，但在軟體算法上卻展現了驚人的韌性。他們的「DeepSeek（深度求索）」在開源社群中備受推崇，阿里巴巴的「Qwen（通義千問）」在各項邏輯評測中緊追ChatGPT。這些模型代表的是一個國家掌握了AI時代的「大腦」與「話語權」。
反觀台灣，直到114年底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一個拿得上檯面、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繁體中文大型語言模型。我們的企業、政府、甚至學術界，底層運作邏輯幾乎全部依賴美國的OpenAI、Google Gemini。
這不僅僅是產業競爭力的問題，更是國安問題。當我們的公務員、工程師、學生，每天都在用別人的AI思考、寫作、決策時，台灣的數位主權在哪裡？
新法解析：國科會的千斤重擔
今天通過的法案，給了國科會一把尚方寶劍，但也給了它千斤重擔。我想用一句話抓住它的定位：它不是一套立即上路的細項管制，而是一張治理地圖，先把方向、原則、分工與時程立起來。
你可以從三個層次理解這張地圖：
第一層是價值觀： 法案把「永續、人類自主、隱私與資料治理、資安安全、透明可解釋、公平不歧視、問責」列為政府推動AI的核心原則。這不是裝飾用的道德語句，因為AI的風險，往往不是「會不會出錯」，而是「出錯時傷到誰、誰來負責、能不能救濟」。
第二層是國家治理架構： 本法明定國科會為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並應成立「國家人工智慧戰略特別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一次，由行政院長召集學界、產業與地方政府共同協調推動。這確立了「國科會掌舵、跨部會協作」的指揮體系。
第三層是落地節奏與工具： 法案朝向「風險為本」治理，高風險應用要有更清楚的標示、注意事項與救濟機制，且要求政府在施行後兩年內完成相關法規與行政措施的盤點與調整。
看到這裡，你會發現它像是在補台灣最弱的一塊：把治理從「各做各的」變成「有總體節奏、有共同底線」。
放下政治算計，開始做實事
我不會把《人工智慧基本法》捧成「一法定江山」，也不會把它批成「又一部空法」。
比較精準的說法是：它是台灣在AI時代的一次補考。補的是法制化與治理能力；同時它也是一次翻身機會，因為只要台灣能在兩年內交出可執行的配套路線圖，就有機會把IMD那個「倒數第一」的恥辱，轉化為向上的轉折點。
AI的速度不會等人，世界也不會等台灣慢慢試。真正能讓台灣贏的，不只是晶片與伺服器，而是把技術力量轉成制度信用的能力。12月23日的三讀只是起點，下一步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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