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這天，總想起他
父親節到了，心裡便忍不住想起父親。他離開我時，我才十五歲，對他的過去一無所知，只知道他在那個年代，是國民黨的一員，在昆明、重慶輾轉工作。我的童年記憶裡，他沉默、不多話，彷彿有什麼藏在心裡，是他不願說，也不忍說的。
直到成年，直到兩岸開放探親，直到我踏上尋親之路，我才逐漸拼湊出他的另一半人生。
第一次見到大哥，是在重慶火車站
2000年到北京工作，我趁春節假期從北京搭了26個小時的火車，抵達重慶。這趟旅程的目的，是要見我從未謀面的同父異母大哥倪國經。
火車即將進站時，我望著窗外，心情無比複雜。身旁的旅伴忽然激動地說：「你看，那位一定是你哥哥，你們長得太像了！」我循聲望去，只見一位壯年人站在月台上，神情緊張，手中高舉著一塊紙板，上面寫著：「倪國緯」。
我下了車，走近他，問：「你是倪國經先生嗎？」他沒說話，只是將那塊牌子再舉高些，然後猛地將我抱住。我們在月台上相擁，周圍看熱鬧的人也悄然散開。我們的團聚，來得太晚，卻也太深刻。
父親說他會回來，卻再也沒有回來
從大哥的口中，我才知道父親在1949年離開大陸前，曾對大媽說過：「我只是去台灣避個風頭，很快就會回來。」但他終究沒能回去。
當時昆明即將淪陷，父親登上最後一班飛機，先飛香港，再轉赴台灣。他選擇了逃亡，選擇了生路，也因此留下了遺憾。昆明的家從此失去了依靠，大媽、大哥、大姐等人走了整整三個月的山路，才輾轉回到重慶。
大陸的家，因為那個「國民黨家庭」的標籤，讓他們在中共政權中處處受限，不能升學、受人歧視。哥哥、幾個姐姐們，因為父親的關係，學歷都不高，發展也都受限。
他寫了三十年的信，只為找到父親
而大哥一直想再見到父親，他想著以前經常陪父親從昆明到重慶向陳果夫、陳立夫匯報工作，在昆明接受沈醉先生的指示，於是大哥便每年寫一封信給投降共產黨的沈醉先生。大哥說他寫了數十封信，直到有一天收到回信，沈醉在信中寫道：父親倪覺吾已經病逝於台灣，並留下病逝時的地址。
大哥便開始每年寄一封信到那個地址—我們的家。但家人始終沒有回應。直到那年蔣故總統開放兩岸探親，我們突然收到了一份來自大陸的信。母親說：「你回一封看看吧。」我們就這樣聯絡上了。
我才知道，父親從未真正離開
後來我去過西安，看望大媽與三姐。大媽只是對我點點頭，沒有太多言語。我問她有關父親的往事，她只是笑笑說：「都忘了。」但我明白，那不是忘記，而是不想再揭開那些痛苦的記憶。
三姐送我回北京時，在西安機場說，大媽這一生一直是「運動員」，只要共產黨有任何運動，不管是文革，還是任何活動，大媽一定是被拿出來批鬥的人，所以被稱為運動員。她從小也怨父親，怨自己沒有機會唸書，怨生活艱難，但隨著年歲漸長，她也慢慢釋懷了，因為那畢竟是一場歷史悲劇。
有一次我回江蘇老家探望姑姑（父親的妹妹），一位堂哥偷偷對我說，1997年香港回歸那晚，他才鼓起勇氣對妻子說：「我其實還有個叔叔在台灣。」因為過去，他不敢說出口，怕受到牽連。
父親那一代人，走了太多不該一個人承擔的路，也背負了太多不能說出口的沉重。
大哥想來台灣為父親掃墓，卻總是差一步
幾年前，大哥說想親自來台灣看看，替父親掃墓。我滿心歡喜地答應他，準備好要接待他。不料新冠疫情爆發，兩岸隔絕。等疫情結束，兩岸局勢又陷入緊張，他在微信上無奈地說：「這輩子，也許再也來不了台灣看父親了。」
這句話刺進我心底。我知道，那是他的遺憾，也是父親未竟的心願。
今天是父親節，我想對父親說一聲感謝
謝謝他曾努力守護我們的家，謝謝他即使沉默，也始終沒有忘記過去的一切。他們那一代人，背負的不只是家庭的責任，更承擔了整個時代的撕裂與無奈。從昆明到台灣，從重慶到西安，那些走散的親人、沒說完的話、見不到的面，都是歷史留給家族最深的痛。
如今我們雖已相認，但團聚仍是遙不可及的夢。我為這段不能完整的親情感到難過，也為兩岸間至今未能和解的現實而感傷。
我只願未來，有更多像我們這樣曾被歷史拆散的家庭，能夠跨越政治與距離的阻隔，重新聚首、彼此相認，將那份遺失的血脈，一點一滴重新拾回。
父親節快樂。願思念有回音，願家人終有團圓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