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一個國家的憲法體制，不一定需要轟轟烈烈的公投或革命，有時候，只需要政治人物幾句精準的「重新定義」。日本自民黨首相高市早苗，最近就為我們示範了這種高超的政治操作。
日本的魔法：把「台灣有事」變成「日本存亡危機」
高市早苗公開拋出了一個震撼彈：她直言，如果「台灣有事」（發生緊急狀況）且伴隨武力衝突，這極可能構成日本安全保障法制中的「存亡危機事態」（存立危機事態）。她的邏輯推導很直接：既然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那麼日本就有權行使「集體自衛權」，甚至派出自衛隊協防。
日本憲法第9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為達此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也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日本憲法明文規定日本「永遠放棄戰爭」、不擁有軍隊嗎？為什麼高市早苗可以直接跳過憲法，宣稱可以出兵？
這背後其實是一場長達數十年的精密佈局。專研日本政治的教授理查·薩繆爾斯（Richard J. Samuels）曾提出「解釋性修憲」（Interpretational Revision）的概念，精準地描述了這種現象。因為日本修憲門檻極高（需參眾兩院三分之二同意並公投），自民黨政府選擇了一條捷徑：不改條文，改定義。
這個過程像極了所謂「切香腸」模式。而這場切香腸大戲並非始於今日，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四個關鍵的刀痕：
第一刀（打破地域限制）： 1992年，日本通過《PKO協力法》，藉口參與聯合國維和，首次打破了自衛隊不得出國的禁忌。
第二刀（打破後勤限制）： 2001年911事件後，日本通過《反恐特措法》，雖然不直接參戰，但允許自衛隊為美軍軍艦加油。這把防衛的定義從「本土防禦」擴大到了「全球支援」。
第三刀（打破集體自衛權限制）： 這是最關鍵的一刀。2015年，安倍晉三政府通過新安保法，創造了一個法律上的模糊空間，稱為「存立危機事態」。以前日本只能在自己被打時還手，現在變成盟友（美國）被打，威脅到日本生存時，日本也能還手。
第四刀（打破攻擊限制）： 2022年，岸田政府通過「安保三文書」，寫入擁有「反擊能力」（即攻擊敵方基地的能力），實質上讓原本只能當盾的自衛隊，擁有了矛。
現在，高市早苗切下的只是最新的一刀。她利用前面幾刀切出來的空間，特別是那個定義模糊的「存立危機事態」，把「台灣海峽的危機」直接裝了進去。如此一來，憲法第9條的文字雖然還在，但經過這幾十年的層層剝離，從海外派兵、支援美軍到攻擊敵方基地，憲法原本放棄戰爭的實質限制，早就被切得只剩下一張紙。日本不需要修憲，就實質擁有了發動戰爭的法律依據。
美國反墮胎的啟示：白蟻戰術如何推倒大廈
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繞過憲法本文的高明戰術，並非日本獨有。美國反墮胎陣營在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過程中，更是教科書等級的示範，政治學上稱之為「憲法硬球」（Constitutional Hardball）。
所謂「憲法硬球」，簡單來說，就是政治人物雖然表面上遵守法律規則，但實際上卻利用法律的技術性細節，去破壞原本的憲政慣例或精神，以此達成極端的政治目標。
我們都知道2022年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憲法對墮胎權的保障，但這不是最高法院一時興起，而是保守派長達幾十年「白蟻戰術」的結果。他們採用的武器叫做 TRAP Laws（針對墮胎提供者的管制法）。
這套戰術非常刁鑽。他們不去直接挑戰最高法院墮胎合法化的判決，而是遊說各州議會通過瑣碎的行政衛生法規。例如，規定墮胎診所的走廊寬度必須和大型醫院一樣寬，或者醫師必須擁有附近大醫院的住院特權。這些規定看似為了衛生，實質上讓診所因無法達標而倒閉。
為什麼這會導致最高法院最後推翻判決？邏輯是這樣的：
製造既定事實： TRAP Laws 導致許多州的診所全部倒閉。雖然憲法當時還寫著妳有墮胎權，但在德州、密西西比州等地，婦女事實上已經無處可墮胎。權利被徹底架空，變成了一具空殼。
降低司法成本： 當保守派大法官準備推翻《羅訴韋德案》時，他們面對的已經不是一個墮胎權普及的美國，而是一個半數地區已經沒有墮胎服務的美國。這時候，推翻判決不再是剝奪現有權利，而更像是確認當前的社會現實。
確認空殼死亡： 就像一棟大樓的柱子早就被白蟻（TRAP Laws）蛀空了，最高法院的判決只是最後推了一把，宣布這棟樓是危樓並將其推倒。社會大眾因為習慣了墮胎很難的現實，對於判決的衝擊感也被緩衝了。
民進黨的「務實」接力：跨越30年的四把刀
把鏡頭轉回台灣。面對與日本一樣嚴苛的修憲門檻（立法委員四分之一提議、四分之三出席、出席委員四分之三決議通過，隨後公告半年，再透過全國公民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必須超過全體選舉人總數的一半。），民進黨政府展現了更為宏大的切香腸戰略。這不是賴清德一個人的即興發揮，而是從陳水扁、蔡英文到賴清德，一場跨越30年的憲政改造接力賽。
這套不修憲、只釋法的工程，精準地落下了四把刀：
第一刀：陳水扁的「認知切分」（1996年後世代的重塑）
2000年政黨第一次輪替，陳水扁政府就切下了最深層的一刀：修改歷史課綱。透過「認識台灣」等教材的推廣，教育體系將「台灣」與「中國」的歷史脈絡進行了分離。這導致約1996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世代，在認知圖譜中，「我是台灣人」與「我是中國人」不再是重疊選項，而是互斥選項。這一刀沒有動憲法的一個字，卻從根源上切斷了憲法中「兩岸同屬一中」的社會心理基礎，為後續的政治操作鋪平了道路。
第二刀：蔡英文的「政治定調」（互不隸屬的提出）
接棒的蔡英文總統，則是在政治論述上切下第二刀。她在2021年雙十節演說中，首次公開使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論述。這是一個防衛性的政治盾牌，她利用「中華民國」這個憲法外殼，將兩岸關係定義為兩個政治實體。蔡英文的操作重點在於維持現狀，她不修憲，但透過總統的高度，將「互不隸屬」變成了台灣社會的政治共識，築起了法理的高牆。
第三刀：賴清德的「進階定義」（從互不隸屬到實質兩國）
賴清德總統上任後，雖然也沿用「互不隸屬」的詞彙，但他的切法比蔡英文更深、更辣。蔡英文強調的是「現狀的描述」，賴清德則將其轉化為「主權的宣示」。
賴清德的論述更進一步，他不再只是被動防守，而是主動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脫鉤。在他的語境中，中華民國的憲法連結已經不再包含對岸，他將「互不隸屬」視為一個已經完成的歷史事實，並以此為基礎，推動內部的法律改造。如果說蔡英文是用這句話來擋子彈，賴清德就是用這句話來打造一把新的劍。
第四刀：行政權的「身分陷阱」（陸配任職爭議）
為了落實上述的「進階定義」，賴政府祭出了一個非常具體的行政手段，專門針對大陸配偶（陸配）。
這是一個極其高明的法律陷阱。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陸配是「大陸地區人民」，並非外國人，因此理論上不存在「放棄外國國籍」的問題，只需要放棄對岸的「戶籍」即可任公職。
但賴政府的行政部門在不修法的情況下，利用行政裁量權，要求陸配若要擔任公職，必須出示「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證明。這就產生了一個邏輯死結：如果你為了當官而去申請放棄「國籍」，你就被迫在法律程序上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外國」。 透過這一張薄薄的行政表格，政府實質上逼迫當事人在行政程序中承認了兩國論，架空了憲法中對於大陸地區人民的身分定位。
第五刀：建立平行體制的「賴17條」
最後，也是最新的一刀，發生在2025年3月13日。賴清德召開國安高層會議，提出了「五大國安統戰威脅及十七項因應策略」（俗稱賴17條）。
這一步是切香腸戰術的極致展現。賴清德直接繞過立法程序，利用行政定義來重塑兩岸關係：
定義敵國： 政府明確將對岸定義為《反滲透法》中的「境外敵對勢力」，徹底取代憲法中「大陸地區」的概念。
行政築牆： 為了落實新定義，要求宗教交流必須申報、嚴格審查藝人言論、甚至研議恢復軍事審判。
當香腸切完的時候
從高市早苗利用模糊定義擴大軍權，到美國反墮胎陣營用行政法規蛀空憲法權利，再到民進黨政府三十年來一步步切開兩岸連結，我們看到了一種跨國界的政治手段。
政治人物沒必要去做高風險的修憲大業，他們更傾向於這種一步一腳印的實質修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