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1日，在「總統科學獎」頒獎典禮上，一則宣言震撼了台灣科學界與輿論場。總統賴清德宣布啟動「333諾貝爾計畫」，立下宏願：在未來三十年內，讓台灣在物理、化學、醫學三大領域中，至少增加三位諾貝爾獎得主。
這份豪情壯志立刻在社群媒體上引發熱烈討論。許多人對此感到振奮，畢竟距離上一次台灣學者李遠哲獲獎已將近四十年。然而，更多的聲音，尤其是來自學術界的，則帶有審慎的質疑。
這份雄心勃勃的計畫，其背後的靈感來源，幾乎可以肯定，是那個在二十多年前曾被世界嘲笑，但如今已收穫累累果實的範本——日本「50年30個諾貝爾獎」計畫。
被嘲笑的狂言：日本諾獎計畫的超前部署
要理解賴總統的期許，我們必須先回顧這場被譽為「亞洲科學奇蹟」的日本計畫。
故事要從 2001 年說起。
那一年，日本政府在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畫》中，提出了「在 21 世紀前 50 年內獲得 30 個諾貝爾獎」的宏大目標。當時，西方媒體和評論家毫不留情地譏諷：「這是用行政命令綁架科學的愚行」、「要把諾獎獎杯堆成富士山？」因為在此之前，日本在整個 20 世紀僅有 9 位諾獎得主。
然而，二十五年後的 2025 年，當日本大阪大學教授坂口志文因發現「調節性T細胞」而獲諾貝爾醫學獎、京都大學教授北川進榮獲諾貝爾化學獎時，人們才驚覺，這個「狂言」正以驚人的速度兌現。
截至 2025 年，日本已累積獲得 31 項諾貝爾獎，其中自然科學領域更高達 27 項。這意味著，在不到一半的時間裡，日本已基本完成了當年目標的九成。
為什麼日本能做到？這不是一個「計畫」的成功，而是一場「收割」的盛宴。
諾獎成果的「時間差」與「黃金年齡」
一個常被忽略的科學事實是：諾貝爾獎的頒發，與研究成果的完成，通常存在長達 20 年以上的「時間差」。我們今天看到的日本諾獎得主，他們奠定獲獎基礎的核心研究，大多是在 2000 年日本宣布計畫之前就已完成。
數據顯示，日本近八成自然科學領域的獲獎者，其突破性成果的發表年齡集中在 30 至 50 歲之間，這通常是科學家知識儲備、思維活力、研究條件都達到巔峰的「黃金時期」。
1980s-2000s：基礎研究的黃金時代： 日本在戰後，特別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對基礎科學進行了長期、穩定且「不問收穫」的巨大投入。政府對大學的穩定撥款，讓教授們可以安心從事長期的探索性研究，不必為短期成果而焦慮。這種「失敗友好型」的科研生態，允許下村修在普林斯頓實驗室蟄伏二十年，允許大隅良典在細胞自噬領域深耕四十年。
教育與體制的均衡性： 除了頂尖的東京、京都大學，許多日本諾獎得主來自地方的國立大學，甚至是不起眼的地方高中。這反映了當年教育資源相對均衡，讓「寒門亦可出貴子」的時代精神。此外，企業界也願意投入長期基礎研究（如田中耕一），為科學創新提供了除大學之外的另一個重要平台。
簡而言之，日本的成功，是其在 1970 年代到 2000 年代，對基礎科學的長期、耐心投資所種下的果實。2001 年的計畫，更像是對未來數十年即將爆發的成果，進行了一次胸有成竹的預告。
台灣的「333計畫」：我們有足夠的耐心嗎？
回頭來看賴總統的「333計畫」，其時機與目標，與當年的日本計畫形成了有趣的對照。
賴總統希望未來 30 年內，台灣至少增加 3 位諾獎得主。這份期許當然值得肯定，它點燃了社會對台灣科學未來的關注。然而，當我們將日本成功背後的邏輯，套用到台灣的現況時，卻發現土壤似乎並不肥沃。
台灣科研的「短視」與「職業化」
院士陳培哲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的學術文化已然「職業化」，缺乏對基礎科學的信仰。
大學的價值觀轉變： 戰後初期，台灣的大學教育尚有探索學問的氣氛。但時至今日，學生選系不再是問「我想學什麼」，而是問「哪個出路好」。大學被視為「職業訓練中心」，而不是探索未知世界的殿堂。 例如，台大醫學院的教育已轉為臨床導向，培養「醫師技工」，而非早期的「醫師科學家」。
追求「短平快」的成果： 與日本當年對「十年不鳴」基礎研究的容忍不同，台灣的學術界普遍面臨追求短期成果的壓力。科研經費的申請強調「競爭性」，要求研究者不斷產出論文、爭取經費。這種環境難以支持需要數十年沉澱、高風險的探索性基礎研究。
頂尖期刊論文的稀缺： 醫師沈政男則以數據佐證其憂慮。諾貝爾獎級別的重大原創性發現，通常會刊登在《Cell》、《Nature》、《Science》（簡稱 CNS）等頂尖期刊。他指出，台灣在這些期刊的論文發表量「相當稀少」，這反映了台灣的原創性研究的能量仍不足。他甚至建議大幅提高獎勵金，以激勵原創性研究。
諾獎不是彩票，而是一棵樹，根系越深，果實越密。
台灣今日的科研現狀，正是日本在 2004 年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後所面臨的困境翻版：經費競爭化、追求短期成果、年輕學者職涯不穩定。日本當年的改革，雖然帶來了效率，但也為其未來的基礎研究埋下了後繼乏力的隱憂。
而日本的成功，是收割了其 30 年前的「耐心資本」。雖然賴總統在頒獎典禮上也提到了台灣堅實的科學基礎和研發能量，如「科學建設」位居全球前五、「每千人研發人力」全球第二。這些數字固然亮眼，但它們更多反映的是台灣在應用科學、高科技產業研發上的優勢，而非諾獎所看重的基礎科學的原創性突破。
如果台灣真的要讓「333計畫」水到渠成，僅僅邀請諾獎得主來台交流（如「台灣橋樑計畫」）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從根本上調整我們的科研生態和文化：
將基礎研究的評估周期拉長，允許科學家具備「十年不鳴」的自由。更要提供穩定、非競爭性的基礎研究經費，專門支持高風險、無明確應用前景的純科學探索。而且還要從教育端引導學生，將探索未知視為崇高的價值，而非僅僅是「找工作」的敲門磚。
日本的故事告訴我們：科學強國的崛起，從來不是靠「驚天動地的宣言」，而是靠把每一塊科學基石砌得更扎實、更耐心。
台灣在 30 年內能否誕生 3 位諾貝爾獎得主？或許，我們該問的不是「能不能」，而是「我們願意等待嗎？」願意為那些沒有短期回報的探索，投入足夠的耐心資本嗎？
讓我們拭目以待，這場模仿日本的科學豪賭，最終會是豪情壯志的兌現，還是淪為一場曇花一現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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