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健保制度被譽為世界奇蹟，以相對低廉的費用提供了高品質的醫療服務。然而，隨著人口老化和醫療科技進步，健保財務的缺口也持續擴大。為了避免健保走向破產，衛福部一直尋求「開源」之道，最近拋出的《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1條修正草案，便是一次大膽的嘗試。
這次修法的核心，是要將過去容易被「拆單規避」的補充保費來源，例如：利息所得、股利所得及租金收入，從現行的「單筆超過2萬元即時扣繳」，改為「年度總結算，累計逾2萬元就要繳納補充保費」。此舉預計能增加約100億至200億元的健保收入，同時提升繳納的公平性。
衛福部這個想法的立意是正確的。現行制度下，富人可以輕易將大筆款項拆成多筆小額支付，規避補充保費，這使得「量能付費」的精神蕩然無存。改成「年結算」無疑能堵住漏洞，讓擁有大量資本利得的高所得者負擔起更多社會責任。
然而，行政院隨後緊急喊卡，指示衛福部暫緩具爭議規劃、加強社會溝通。這讓我不得不思考：想法正確，為何執行卻如此困難？
追根究柢，或許是我們都希望享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卻又都不願意「多付錢」。這種複雜的社會心態，不僅存在於台灣，在我過去工作的北京，也看到了企業和個人面對高昂保障成本時，採取相似的「規避策略」。
北京經驗：解析大陸的「五險一金」
在台灣為健保的「補充保費」傷腦筋時，我們不妨將目光轉向中國大陸，了解一下他們如何保障勞工權益，以及其制度所帶來的挑戰。這就是赫赫有名的「五險一金」。
「五險一金」是大陸企業為員工提供的社會保障核心，其組成如下：
五險： 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
一金： 住房公積金。
這套制度表面上對勞工保障充足，但其最大特色是極高的企業負擔比例。根據規定，政府、企業與員工需共同繳納，而企業的負擔比例通常遠高於員工。舉例來說，若一名員工月薪人民幣10,000元，企業按照規定繳納的「五險一金」費用，可能高達近6,000元（約薪資的六成）。
高保障制度的現實陰影：企業的「規避策略」
正是因為企業需承擔如此高的法定成本，許多公司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會採取一個普遍的「規避策略」，也就是：刻意低報員工薪資。這不是個案，而是業界常見的「潛規則」。公司將員工薪資拆分為基本工資和各種補貼、獎金，只按極低的「基本工資」來繳納五險一金，藉此大幅減少保險費支出。
這也為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勞資糾紛埋下了巨大的隱患。我在北京工作時，曾聽公司的人事主管私下透露一個「職場潛規則」：如果員工提起勞資糾紛訴訟，公司敗訴的機率非常高。
排除掉「人脈關係」或「地域偏袒」（例如外地勞工告北京本地企業）這些複雜因素，在雙方都沒有特殊背景的情況下，法院幾乎都會判勞方勝訴。
為什麼勞方贏面大？關鍵就在「五險一金」的不足額繳納。當有勞資糾紛，勞工控告企業主時，只要提出公司也有少繳保費時，公司就很難辯解。因為繳納足額的「五險一金」也是大陸《勞動法》的強制性規定，企業的「規避策略」恰恰成了勞工訴訟的有力證據。法院會依此判定企業違法，並要求公司補足欠繳的保險金，甚至支付罰款和賠償金。
台商的教訓：東莞罷工事件的啟示
這個現象讓我不由得想起多年前在東莞發生的某著名台資企業罷工事件。事件的導火線，是一名退休員工在領取養老金時，發現實際拿到的金額遠低於他數十年來的薪資水平。經過調查，這名員工發現公司多年來一直少繳了他的養老保險。
此事瞬間引爆了積怨已久的情緒。數百名員工聚集在工廠門口，高喊口號，要求公司賠償。這起大規模的罷工不僅重創了公司的生產線，更使其品牌聲譽蒙受巨大損失。
事件發酵後，公司發言人不得不出面承諾補繳欠款。但發言人當場的抱怨，至今仍在我耳邊迴盪：「保險費用高達薪資的30%，對製造業來說是難以承受的重擔。」
諷刺的是，即使這位發言人提到的30%，在當時的法定標準下，依然屬於不足額繳納！這清楚地說明了，在高成本的勞工保障制度面前，無論台灣還是大陸，企業面對的壓力與採取的「規避策略」是何等相似。而這種短視的行為，最終損害的都是企業的信譽與長遠發展。
社會福利的兩難：我們想享受，卻不願掏錢
從台灣健保的「補充保費」喊卡，到北京「五險一金」的不足額繳納亂象，我們看到了一個共通的社會難題：
所有人都希望擁有完善、不虞匱乏的社會福利，但當談到如何支付這些福利的成本時，大家卻開始退縮，不願意多付一分一毫。
衛福部改革「補充保費」的目標是追求公平、堵住漏洞，讓「量能付費」的原則得以實現。然而，一旦涉及到的「小資族」和一般民眾的利息、股利收入，反彈聲浪就讓修法寸步難行。
這場健保改革之爭，與勞資雙方在「五險一金」上的博弈一樣，最終都是在社會公平與個人負擔之間尋求平衡。
如何設計出一套既能維持社會福利穩健，又能讓百姓和企業心甘情願（或至少能夠承受）繳納費用的制度，同時兼顧行政簡便性與社會公平性？這對衛福部和行政院來說，的確是一個極度傷腦筋的課題。
我們期待健保的財務穩健，但同時也必須正視一個事實：偉大的社會福利，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公平負擔。
